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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處 http://www.rickchu.net/detail.php?rc_id=1328&rc_stid=14

 

台灣從解嚴之後開始的民主化,經過李登輝的十二年體制內轉型,再到陳水扁實現政黨輪替六年迄今,「民主化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一路走得跌跌撞撞,甚至到今天亂象頻生,人民怨聲載道;對岸老共則暗自竊笑,以台灣的經驗做為民主的負面教材,而主張華人國家不適合西方式民主,繼續愚弄十三億中國人。

台灣這樣的新興民主轉型政體,會不會像菲律賓或泰國一樣,成為民主化轉型失敗的國家,是一個很值得觀察的案例。究竟我們的問題出在哪裡?

四年前,我曾經在一次接受日本記者訪問時,以一句話來總結:「我們的民主化是『由上而下』的施捨,得來太便宜,幾乎沒付過多少學費。」這位日本記者採訪過八十年代後期南韓的民主化抗爭,也曾經在九十年代初葉派駐過北京,經過我這番解讀,他似有豁然開竅的感覺。

台灣現在的亂象,正是我們在償付當年沒付過的學費。因為十八年來,這場民主化的「寧靜革命」,還持續在進行並未結束。而且,「法治化」與「制度化」的工程都未完成,台灣還有漫漫長路要走,也還有不少的學費等著我們去繳。

台灣的民主化歷程,雖然有過雷震、黨外世代等階段性的奮鬥與抗爭,對威權政府當局形成強大的壓力,但如果不是蔣經國臨終的最後半年大發慈悲,由上而下地施捨「解除戒嚴」、開放「黨禁」與「報禁」給台灣人,我們的民主化轉型會在1988年就開始,恐怕是很有疑問的。

李登輝時代的改革,其實只是解嚴之後的「合理化」過程的開始,把戒嚴時代諸多不合理的現象合理化,但還談不上「法治化」的建構。把萬年民代終結,把動員戡亂時期結束,這些老蔣為了個人獨裁統治所需的不合理也不守法的權宜行事體制被改革掉,如此的合理化過程只是踏出民主化的第一步而已。

但是,距離「法治化」卻還很遙遠。因為修改惡法、制訂新法的立法改革,在國會結構的限制下,進度遲緩績效也不彰。使得「合理化」之後的民主化工程,在後來政權輪替之後,欠缺「法治化」與「制度化」的基礎設備。這是我們到今天的民主化過程亂象不斷的主因。

1988年我從韓國回台灣定居之後,一路觀察著兩國同步進行的民主化,一直到二十一世紀初,韓國的民主化工程似乎轉型得更為成功,因此,不免為台灣的民主化進程捏把冷汗。每次與國人討論台灣民主化的障礙因素時,我總會提出南韓的經驗來做對比,人家的民主化是「由下而上」,是無數人民的流血犧牲所爭取來的,並不是靠上位者的施捨。然後大家就會發現:世界上哪有像台灣這麼廉價的民主呢?

台灣的抗爭威權的過程,雖發生過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的人命犧牲,但是真正為民主化犧牲的只有鄭南榕、詹益樺兩個案例。台灣人可能被二二八事件嚇壞了,所以不像韓國人鍥而不捨的抗爭精神。對於民主化,台灣人每個人都會「搖旗吶喊」,但是需要「衝鋒陷陣」時,大家則都競相禮讓別人。這是台灣人「務實性」的具體展現。

沒有經過流血的灌溉,台灣的民主之樹當然就長不大,也長得慢了。而長不大的根本原因,也就是沒有付過太多民主化的學費。這個「民主學費論」,我曾經與政壇大老及司法先進討論過,他們也同意這個觀點。

今天,我們不能再以「寧靜革命」而沾沾自喜,寧靜革命意味著我們「沒有買足額的票就上車」,是想偷偷摸摸撿便宜。台灣人現在要想挽救我們的民主化不致夭折,只有靠「法治化」與「制度化」的加速落實才有可能。過去十八年的「民主化轉型」,已經讓人民對於民主成為生活方式,建立了基本的共識,未來的法治化與制度化工程,才是台灣「民主化鞏固」的成敗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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